浑天仪的作用 浑天仪的作用

浑天仪是浑仪和浑象的总称。浑天仪浑仪是测量天体球面坐标的一种仪器，而浑象是古代用来演示天象的仪表。浑天仪发明者是阆中人落下闳，后又被我国东汉天文学家张衡所改进。中国现存最早的浑天仪制造于明朝，陈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浑仪是一观测仪器，内有窥管，亦称望管，用以测定昏、旦和夜半中星以及天体的赤道坐标，也能测定天体的黄道经度和地平坐标。浑仪由早期四游仪和赤道环组成。从汉代到北宋浑仪增加了黄道环、地平环、子午环、六合仪、白道环、内赤道环、赤经环等。北宋的沈括取消白道环、改变一些环的位置。元代郭守敬取消了黄道环，并把原有的浑仪分为两个独立的仪器：简仪和立运仪。

天体仪，象限仪，黄道经纬仪，圭表，各有什么作用

浑天仪 圭表、极限大仪、平悬浑仪、候时钟、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观象仪、经纬仪、六分仪、赤道仪、望远镜、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玑衡抚辰仪、地平经纬仪等。

圭表圭表是测定正午的日影长度...

沧州有青鸾浑天仪迷阵怎么解

青鸾浑天仪迷阵是一种古老且复杂的迷阵，解开它需要仔细观察器械结构，利用智慧和推理。

首先，要观察仪器的各个部分，注意到可能隐藏的开关、钮扣或标记。

然后，根据观察结果推断出每个按钮、拨轮的功能和作用，逐一操作。

在此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逻辑思维，并关注仪器的反应和变化。通过不断尝试和验证，才能找到正确的解法，成功解开青鸾浑天仪迷阵。

明末历法改革的作用

1628年崇祯皇帝即位后,政治局面大有改观,因忤逆魏忠贤而丢官的徐光启不仅恢复了礼部右侍郎的职务,并且很快升任礼部左侍郎,钦天监就在其管辖之下。

1629年6月21日将有一次日食,日食之前,礼部向崇祯皇帝提交了一份预报,其中列出了大统历、回回历法和\"新法\"三组预报数据。这里的\"新法\"就是欧洲天文学,其推算结果其实是由徐光启做出的,这是明朝政府在日月食预报中第一次正式采用根据西法做出的预报,这说明,西法已经开始进入到明朝的官方天文工作之中。

经过对日食的观测,发现钦天监的本次预报仍然存在差误,而徐光启的推算独验,祟祯皇帝因此明谕礼部：

钦天监推算日食前后刻数俱不对,天文重事这等错误,卿等传与他姑恕一次,以后还要细心推算,如再错误,重治不饶。\"

礼部因此正式上书请求修改历法,并荐徐光启主持其事,得到了批准。两个多月后,徐光启正式领取了修改历法的敕书关防,在北京宣武门内的首善书院设立历局,并召李之藻以及龙华民( NicolasLongobard）、邓玉函( Johann Schreck)两位教士入局。次年四月及九月,邓玉函、李之藻相继去世,徐光启又先后将罗雅谷( Giacomo Rho)、汤若望( Johann AdamSchall von Bel,)招至历局。

至此,参用西法以改历的计划终于得到了实施。改历工作开始后,基本上是沿着徐光启设计的路线向前推进,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采用西方天文学。

徐光启指出,这次改历过程中除了要详加实测,求合于天外,更重要的是还要做到\"每遇一差,必须寻其所以差之故;每用一法,必论其所以不差之故。又须究原极本,著为明易之说,便一览了然。百年之后,人人可以从事,遇有少差,因可随时随事,依法修改\"。

他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参用\"西法\",因为在他眼里,只有西法才能对天文问题做到从其所以然处,指示确然不易之理。徐氏提出上述方针的目的十分清楚:首先,按此方针既可使明显优于中法的西法得到采纳,又可以保持中国历法的某些形式特征,满足历书在中国所固有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其次,通过这样的会通,西法在名义上已成为\"新法\"的组成部分,这样,可使西法免蹈回回历长期只能与大统历\"分曹而治\",不能成为官方正式历法的覆撤。

所以,徐氏曾特别指出:

\"万历四十年(1612)有修历译书,分曹治事之议。夫使分曹各治,事毕而止。大统既不能自异于前,西法又未能必为我用,亦犹二百年来(回回、大统)分科推步而已。\"

徐光启在治历过程中大多称历局所编历法为\"新法\",而非称之为西法,其用心看来就在于此。

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徐光启还对新编历法著作的总体框架进行了设计,将其内容划分为\"基术五目\"和\"节次六目\"两个经纬相错的方面。

其中,\"基本五目\"是就整体的层次而言:包括\"法原\"(基本天文学原理和理论)、\"法数\"(用于天文计算的各种天文表与数表)、法算\"(天文计算所需的数学理论与方法)、\"法器\"(天文与数学仪器)和\"会通\"(中西天文与数学单位的换算);而\"节次六目\"则是指其中所涵盖的具体天文学内容,分为日躔历(研究太阳的运动及其计算)、恒星历(研究恒星的位置及其测量)、月离历(研究月亮的运动及其计算)、日月交会历(研究日月食及其预报)、五纬星历(研究五大行星的运动与计算)以及五星交会(研究五大行星的会合及其计算)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徐光启不仅重视历法改革本身,而且还想以此为契机,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天文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体系的水平。因此他提出,在\"事竣历成,要求大备\"之后,不能就此止步,而必须进步做到\"一义一法,必深严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杆\",以期达到\"不止集星历之大成,兼能为万务之根本\"的目的。

其中所谓\"兼能为万务之根本\"就是要将改历的成果加以推广,其具体目标就是徐光启提出的\"度数旁通十事\",即把改历中所取得的天文及数学方面的成果应用到诸如气象预报、兴修水利、考证乐律、兵械城防、财务管理、建筑设计、地理测绘、医疗诊断以及时间计量等十个方面,以利国计民生。

尽管\"度数旁通\"的宏伟计划最后未能得以实施,但是经过五年的时间,徐光启构想中的历书却得以完成,先后分五次进呈给崇祯皇帝,共集成书,并以\"崇祯历书\"为名印出了样本。全书在内容的排列上基本遵从了\"基本五目\"和\"节次六目\"的安排。

例如,在《日历指》中就明确注明了\"崇祯历书,法原部,属日躔\",表明该书属于《崇祯历书》\"基本五目\"中的法原部,\"节次六目\"中的日躔历。至于西法究竟如何\"参用\",徐光启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主张,也就是要通过\"会通\"来求得\"超胜\"。

而对\"会通\"的过程中,中西二法所充当的角色,他也做出了具体规定,即\"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所谓\"彼方之材质\"即指西方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而\"大统之型模\"则指大统历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历法在结构形式、基本制度等方面的特征。用徐氏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彼条款,就我名义\",警如作室者,规范尺寸一一如前,而木石瓦甓悉皆精好\"。

成书后的《崇祯历书》也不是一部单纯的译作,而是针对中国历法天文学的欠缺和改历的需要,经过再创造的一套科学作品。

尽管《崇祯历书》用到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著作,还介绍了伽利略的望远镜和天文新发现,但在总体上却没有使用以日心地动宇宙模型为基础的哥白尼和开普勒天文理论体系,而是采用了以\"地心一日心\"模型为基础的第谷天文学理论体系。

围绕着改历、编历这个中心,历局在制器观象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制造了十余种仪器,其中绝大多数为西式仪器,包括象限大仪(大型四分仪)、纪限大仪(大型六分仪)、铜弧矢仪、星晷(星盘之类)、浑天仪、地球仪、天球仪以及望远镜。可惜,除望远镜外,这些仪器大多为木质结构,仅包有金属边框,并不结实,故至清初已毁坏殆尽。

当然,《崇祯历书》的编纂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这一方面是由于明朝政府正处于对内(农民起义军)和对外(清)的战争状态,历局工作有时不得不因战事吃紧而中断;另一方面,历局的工作也时常受到坚持传统历法的中国天文学家的挑战,其中最著名的崇祯三年四川资县诸生冷守中和次年河北满城县布衣天文学家魏文魁的两次发难。

尽管从表面上来看,这两次发难都经过实际天文实测和辩论而被击退,但是很明显,历局的工作之所以没有因此受到大的影响,主要还是因为有徐光启这根\"定海神针\"。

可惜,徐光启因积劳成疾,在1635年过早离世,受他推荐主持历局后续工作的山东参政李天经(1579~1659)无论在天文学水平上,还是在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上均不及徐光启,因此除了带领历局继续完成徐光启生前已经规划好的那些编书计划外,基本上无法有效地抵抗反对派的围攻了,结果,魏文魁卷土重来,奉命组成了\"东局\",正式参与到官方组织的历法改革之中。

从此,历局就卷入了同\"东局\"钦天监和其他反对西方天文学和耶稣会士的官员的车轮战中。最后,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十九日,崇祯皇帝下令,撤销在交食测验中屡测屡败的东局,并着照回回科例,将新法存监学习。

崇祯十四年又批准,在钦天监另设新法一科,将新法附于大统历之后参照使用。

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间还下令,\"朔望日月食,如新法得再密合,着即改为大统历通行天下\";然而,\"得再密合\"尚未见到,明朝政权便告覆灭,历局上下苦心编竣的新历最终让清朝坐享其成。